李恕的话语里对阿南捕头颇多尊敬，看来海大人的眼光果然不一般，阿南自己也着实够争气，这名声全是凭着他们自己一桩桩一件件的案子一点一点挣来的，连带着对僰人的印象在汉人眼里也因了他们有所改观，这便非常难得了，“李兄所言极是，凌远记下了”。
这凌远以前没有多少接触，只知去年拿了戎县院试头名颇有些才名，不想却是那般狂悖的性子，居然公堂上把自家恩公给告了，李恕心里着实不喜。可自己终究年长一些，瞧着凌远被众人孤立了心里便有些不忍，便也随他一道远远缀在后面。不过这几日一路行来，倒是对他的印象稍有改观，谦和守礼，言语斯文，学识广博，话虽不多却也真诚爽利，并不似那般偏执孤僻，看来坊间那些传言也不尽不实。只是这样一个翩翩少年，如何却为了一点彩礼便与个丑夷婆子定了亲，当真令人不齿也着实有些可惜了。
凌远自是不知李恕一时间竟是联想了这许多，不过却是明白他的一番好意，只是他那里也是一肚子的委屈却只得闷在肚子里，想找个诉苦的人都没有。
他凌远便是吃饱了撑的也不会没事找自家师兄麻烦去，奈何吴中行却是被他那一番话启发了，或者说是被激励了鼓动了，总想着要闹出些动静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为老师敲敲边鼓摇摇旗子，女子科举的事还没个音讯也不知京城那边会掀起多大的风浪，竟又想起了老师心心念念地《考成法来。可满县城也找不出个敢告县太爷的啊，于是便想起凌远这个被他勒令在家闭门苦读的师弟了。这里面自然有他破罐子破摔的无赖心思，反正假传老师话的事迟早瞒不住，索性再欠他一些，到时候一并还了便是，而吴中行此举更多的用意却是要把凌远从这戎县里剥离出来，当朝首辅弟子这个身份若是传出去，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攀扯上来，凌远又是个念旧的，一旦被有心人利用了，于老师于师弟于自己可都是个大*麻烦。
没想到他们师兄弟二人一番假模假样的互喷口水，效果却是出奇的好，甚而超过了预期，海大人那里自是心领神会更可说是正中下怀，《考成法于张居正那里尚还只是个腹案，真正思虑成熟正式提出来还要到十一月以后。海大人这里却是早已有了章程，借着新政就势把自己的私货挟带了一刀劈出去，叙州大小官员被那一条条名目抽得陀螺一般却是不敢有半句怨言，海大人的声名那可不是一般的凶悍，若是撞上刀口去，在叙州便再难呆下去了。便是成都那边也是闹得鸡飞狗跳，新任巡抚罗瑶原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比历史上早了两年接任曾省吾巡抚四川，这全赖着首辅张居正的赏识提掖，待戎县那边民告官的案子纷纷扬扬地传进耳朵里，细细一琢磨却原来是吴中行师兄弟俩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的戏码儿，心下哪里还不明白，待海瑞那边动起手来，罗瑶这里屁股还没坐热便袖子一卷，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一股脑儿地全烧在了这上面。
一条鞭法和考成法在厘清田亩的基础上在叙州相继出台，在官场和民间自然引发了颇多议论，但反对的声音却是不多，真正敢对着干的更几乎是一个也没有。这里面海瑞巨大的声望固然是一个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新政得以成功实施的最主要原因乃至前提，但关系到大小官员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仅有这些自然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原因只有海瑞吴中行心里清楚，那是因为这两个新政都是经过海瑞改良了，而这其中自是少不了凌远的一份功劳，但他的话海瑞究竟听没听进去，又能听进几分，凌远深感怀疑。
张居正无论历史上怎么评价，但‘能臣’二字是绝对少不了的，但能臣也有能臣的短处——张居正没作过亲民官。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称病休假三年四处游山玩水，顺带着考察民情权可算作亲民，但便是写出一篇《荆州府题名记也只能说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与真正的亲民官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没有这一履历的大明官员在所多有，占了官僚体系中的绝大部分，这也很好解释，大明不过一千四五百个州县，僧多粥少，不是他们不想做，而是根本没那个机会。其他人作没作过知州知县于升官发财没多大影响，工作上的影响也不大，但作为当朝首辅，这却是一个很致命缺陷了。就拿他制定的考成法来说，考成法一种考核制度，其目的是考核工作实效提高效率，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其本意自然是好的，但因为没有在底层官场摸爬滚打的经历，是以他张居正也不知道，他这个考成法有一个非常严重乃至致命的缺陷——脱离实际。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四川是二十万两，这任务会下派给户部四川司郎中由其监督执行。四川司接到命令便督促四川巡抚办理。巡抚大人便找来四川布政使，着令限期收齐。四川布政使领命后立即召集各府知府，严令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台下各知州知县，同样的一句话——限期收齐。知州知县回到衙门召来衙役，还是那一句限期收齐。收税是衙役本职，他们接了县太爷的命令便挨家挨家去上门收税。
自大明立朝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但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考成法执行后就不一样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上去，一人出了问题，自下而上竟是谁也跑不掉。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其这般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反正这政策是朝廷颁下的，是你张居正提出来的，出了问题自然也是他张居正顶上去。于是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就一句话——必须完成任务。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州知县，知州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可要是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是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这样还算是有点良心秉公而行的，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是以虚夸之风渐起且愈演愈烈，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反正自己也不吃亏。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
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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