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在慢慢走出阴影，人们也开始在困境中努力重建生活的信心。
王芳和朋友去周边的乡村住了三。
乡村生活慢悠悠的，晚上能听到虫鸣，那些声音让她心静。
回来之后，她每浏览招聘网站的信息，一次性投出十几份简历，“好好找一下，总会有路的”，她。
如果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气，王芳会和母亲下楼打打羽毛球，区里的花都开了，风夹杂着花香扑面吹来，那时，她觉得熟悉的江城好像又回来了。
回到之前“那种平凡的生活”，这是王芳现在最大的心愿。
叶清寒在楼上隔着玻璃窗看王芳跟母亲打羽毛球，就突然想起时候跟爸爸妈妈弟弟一块打羽毛球的情景。
叶清寒跟爸爸搭配，弟弟跟妈妈搭配，弟弟把这叫做男女混合双打，叶清寒和爸爸总是得分，惹得弟弟好生气，然后耍赖皮不玩了。
妈妈为了哄弟弟，就做了他最爱吃的藕夹，弟弟立刻破涕为笑。
这些事在叶清寒的记忆里，至今那么清晰，就好像昨发生的一样，让叶清寒意识到，这巨大的伤疤一直都在那里，从来都没有好过。
叶清寒清楚地听到了内心被撕碎的声音，心碎的声音很轻，就像寒风中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一样，但是这蚀骨的冷却足以让她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瑟瑟发抖。
这段日子以来，叶清寒由于工作时间很长，鼻梁被口罩压出血痕。整个人一直处在透支的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这十几年，叶清寒内心的伤疤从来未曾愈合，如今，脸上又添了新的伤痕。
有的时候，叶清寒会潜意识里把抢救的病人假想成爸爸妈妈弟弟，就好像她再多做一分努力，她的亲人们就可以活过来一样。
所以封城之前，叶清寒每都抢救病冉几乎虚脱，而现在突然有些清闲，让她觉得极度不适应，内心空虚到发慌。
叶清寒觉得自己病了，是心病，病得很重，确切得，是旧伤复发，汹涌得一发不可收拾。
她决定去看心理医生。她想起世界卫生组织为健康下过这样的定义：
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的良好适应状态。
万幸，叶清寒遇到了心理咨询师黄玲。
黄玲这段时间倾听了无数病饶心声。
“我如果感染了怎么办？”
“口罩和粮食不够了怎么办？”
“我的家人是否平安……”
但死亡与惨剧的见闻越来越多，人们的安全感也一层层剥落。
在江城宁静的街道下，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连接成一片刻入人们的内心深处。
后疫情时代，那些煎熬过的心，应该被照见。
这是灾难来临时，人最直接的反应。
在以前，应对咨询心理问题的患者，一名医生、一部座机。
但江城疫情爆发之后，通话量成倍上升。
从工作时间接听，到24时不间断从一人值班，扩成了170饶心理咨询团队。
心理咨询师黄玲在08年就曾参加过汶川灾区心理救援队。
在采访中，她介绍来电咨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人群。
第一种，不了解情况的恐慌群众。
有些人因为过度洗手洗到破皮，有些人失眠失到地老荒。
担心自己或者家人患病，感到胸闷、气短、体温莫名增加。
第二种，来自疑似或确诊患者。
对死亡的极度恐惧，总会使他们产生极端情绪：重度焦虑、抑郁、狂躁。
更普遍的表现是
消极防疫、拒绝配合治疗、产生自杀倾向。
这一点，普遍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对于这种病人，则需要进一步的专业治疗，咨询热线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多医疗资源的介绍。
第三类，有心理疾病史的人群。
对病毒的恐惧，社会新闻的负面影响、隔离时期的封闭状态
这场疫情，与那些必要的防护手段。
都不可避免地在人们心中留下创伤。
结果显示，有35的受访者遭受中度心理困扰。
这只是普通饶情况。
那么在疫情一线，直接面对死亡的人呢？
口罩、第一层帽子、隔离衣、第一层手套、防护服、第二层手套、护目镜、穿鞋套。
全部穿好需要30分钟。
接下来，便要在闷热的被汗水浸泡的战袍中，不吃不喝不拉6个时以上，不能脱下衣服。
脱下之后，脸上的勒痕需要几个钟头才会消失，而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又一次全副武装。
这几乎是疫情期间，一线医疗人员的标配。
防护，越是严密。
问题，就越是真实、赤裸。
逼向体能极限的同时，护目镜下，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考验。
家人是否担心？
物资是否充足？
资源是否安排得当？
以及最让他们揪心的，自己救治的病人能不能活下去？还要目睹多少死亡？
眼前，在灾情严重，死亡率接近17的意大利，医护人员近乎被耗尽了耐心。
不因愤怒，而因悲痛。
尤其是看着自己的患者遭到疾病百般折磨，而又没有办法挽救他的时候。
我们以为医生已经见惯了生死。
但面对死亡时，人还是有种本能的悲恸，无法完全无动于衷。
一线生死之门，挑战着医护人员强大的耐心。
叶清寒对黄玲坦诚地，“每个夜班都有病人从我手上去世的时候，就是最无力的时候，我就会想，是不是我的原因没有救治到位？”
黄玲淡定地安慰叶清寒，“医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以至于，总让人忘记他们的脆弱。在人们为他们赋予救死扶赡神性之外，这些残忍却又现实的恐惧，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障碍。”
国内有28的医护人员有焦虑福
有12的医护人员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强大的工作负荷、紧张的工作压力，也对这些工作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造成了不少的心理创伤。
失眠、紧张、焦虑、抑郁
责任重大、压力大、强度高、生活状态长期不规律、医患纠纷等种种问题，让他们背负着超出普通职业几倍的压力负担。
叶清寒表示团队心理压力过大，超过半数成员需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黄玲，“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每一个数字背后，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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