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能就此把内务府直接理解成明朝宦官机构的替代品，这些只是内务府职能和内务府包衣身份定位的一部分。
清朝内务府的组成结构、人事安排和收支用度有着很不一样的特色。
这方面体现的特色就集中在“权”和“钱”俩字。
首先，内务府管理的是皇帝的私产，又称内帑。
明清两代的皇帝在怎么使用内帑，如何花钱挣钱的态度也颇为迥异。
明朝皇帝，尤其是嘉靖和万历，堪称出了名的铁公鸡。
《明神宗实录》记载着这么一件事：
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中惨败，辽东局势急剧恶化，亟需钱粮饷银，大臣们多次奏请万历皇帝拨出内帑，后者就是无动于衷，
性格刚直的辽东巡按张铨实在看不下去，拟了一道措辞非常尖刻的奏本，
“……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发帑之请，叫阍不应；加派之议，朝奏夕可！”
相比之下，清朝皇帝显得特别大方，经常动用内帑赏赐满汉功臣勋戚，接济八旗人丁，为来京值年班的各盟旗蒙古王公和喇嘛们修驿馆，资助蒙古地区修建喇嘛寺，给王公和活佛拨恩赏银，在每逢年节时还给下属特意拨出过节犒赏银。
清朝皇帝能这么痛快地往外掏钱，
前提是他先得有钱，
要想有钱就要挣钱，
说起这挣钱的本事，又把明朝皇帝甩开一大截子。
在为内帑挣钱方面，清朝皇帝也是既有和明朝相似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独创。
圈占皇庄，从盐税、关税中提成，这些都是明朝皇帝采用过的手段。
通过这些渠道获得的收入，只占清朝内务府收入的很小一部分。
明朝直接从农民田赋当众抽取一部分税收银归入内帑，这种方式清朝更是根本不采用。
清朝内务府最大的收入来源有两项。
第一是通过行政手段对边疆地区的优质特产资源加以垄断，通过内务府专卖制度获取厚利。
广储司是内务府辖下专门负责收纳边疆物产的部门，在康熙中后期的年收入维持在五十多万两银子。
主要营收来自清朝起家之地盛产的参貂香珠茸和蒙古地区出产的畜产毛皮。
大清帝国在十八世纪前半叶致力于开疆扩土，得益于清军对准噶尔、西藏和回疆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
广储司的物产单册里又陆续增加了阿尔泰金砂、和田玉石，俄罗斯输入的高级毛裘、中亚诸藩进贡的织毯、南洋列国进贡的象牙犀角……到乾隆晚年，营收已超过两百六十万两银子。
这里面最显著的还是人参。
不断萎缩的野生人参资源无法满足旺盛的消费需求，乾隆晚年，已经采用人工培育方法，用秧种应付贡参定额。
即便如此，等人参在道光元年还是达到了每斤6500两银子的高价。
这等骇人天价，就算富贵人家也承受不起，
明朝末年还能轻轻松松论斤买参的江南殷实大户，到了康乾盛世也只能以两、钱称重，微量购入了。
第二就是直接从事商业投资，让钱生钱。
两淮盐业和贩铜是康熙年间公认的赚钱买卖，
经过康熙授意许可，内务府提出银子，“借拨”给盐商，规定好年限和利息，盐商依照约定分年偿还或到期后一次性偿清。
他们不仅要归还本息，还要从赚取的利润里划出一部分作为盈余银，以“报效”的名义缴内务府，表示对皇恩的答谢。
这种交易尽管表面打着一借一还的幌子，本质就是投资经商。
有清一代，贩盐、当铺、钱庄、古玩……凡是社会收益丰厚，又需要大量流动资金，具备高投入高回报特征的行业，清廷不仅通过内务府积极参与，还鼓动八旗军民以俸银一起参股，从中赚钱生息，正好可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又能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大明皇帝老朱是农民出身，对商品经济的意识很懵懂；
清朝皇帝是在辽东马市做边贸起家的，在这方面就表现的特别灵活机动。
“有些生意，未必是有钱就能做的；有些人没钱，照样有人找他们做生意；用钱就能买到的东西，才是最便宜的……”
和大明一样，清朝官场也不允许在职官员经商，但内务府包衣除外。
他们都是有品级的内廷官。
既然是天子家臣，就有为皇帝内帑创收的责任。
内务府包衣因为是天子家臣，与皇帝的接触更为密切，成了“比满人还象满人，比满人还受满人皇帝重用”的特殊阶层。
其实，以种种说到底，就是朝廷以特权和垄断换取大量钱财。
朱雄英的打算就是，以八局为基础，用皇家特权，和那些垄断的发明创造来进行商业贸易，赚取钱财。
对标清朝的内务府，服务皇家的八局和他皇孙的身份就是特权，那些发明创造的产品独一无二，只要保住配方或者制作工艺不外泄，那就是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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