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押平水韵上平十一真的五十韵的长诗，除了表达出苏洵的出离愤怒的心情之外，我们对于苏洵能在这种悲愤的心情下还能不跑韵、不掉辙，一气呵成感到震惊，完全不像颜真卿悲愤时在《祭侄稿》里的拉拉划划。
人往往在失去理智时，会做出一些违反常规的举动，而苏洵却能以以他十万分的克制能力，化笔为刃，狠狠地扎向了老丈人程家看似光耀的门楣上！
苏老泉气急之下，发重誓此生苏家与程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而最痛苦的却是夹在中间的所谓能隐忍的贤妻良母程夫人，一边是自己的亲骨肉，一边是自己的娘家人！
此时的苏轼已经年满十八岁，二伯出任了祥符（今开封市祥符区）知县。彼时的祥符多是富户，苏涣走马上任后，也不能免俗地少了新官上任的“火”：减免穷人的徭赋，公断了一些陈年的诉讼纷争，对于权贵的势力也是毫不屈服。就连包拯包大人见了，也赞叹道，你苏涣以一个小县令能够在这种权贵群里刚正不阿，确实要比当时的谏官还要强啊！
此时的苏轼日益壮大，逐渐开始读史论史，有时间还去学修道。眼看到了婚媾的年龄，却想着归隐山林，修道守贫（这和后世的王守仁有的一拼，不过也是大多数文人的通病）。
这一年，苏轼的另两个冤家，晁补之、陈师道诞生了。
至和元年（1054），是宋仁宗赵祯上位后第一年。
农历甲午年，七月，张方平除知益州。古时候，任命官职叫“除”。“知州”：宋以朝臣充任各州长官，称“权知某军州事”，简称知州。“益州”在哪？北宋初年，朝廷在成都设立成都府，为成都府路治所。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王小波、李顺在成都附近的青城起义，遂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当年五月，宋军攻陷成都，起义失败，成都府被降为益州，成都府路改为益州路，成都仍为治所。北宋嘉佑四年(1059)益州再升格为成都府，益州路再改成都府路，治所照旧。宋朝时期是成都在古代历史中最为兴旺的时期，其经济地位在国内很高。总的来说，益州与成都从分量上讲半斤八两、不分上下。老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
这一年，至和元年（1054），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十九岁的苏轼成大人了，原因是他成家了——娶了邻县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王弗为妻。
此时的苏轼常曾与父亲闭门读书时交往过的史经臣史叔叔指点江山、臧否历史人物。对老史写的《思子台赋》赞不绝口。
思子台是纪念汉武帝太子刘据的，太子被江妃谗死。死后汉武帝才知其冤，作思子宫，并建归来望思之台（思子台）于湖县（今河南灵宝市豫灵镇底董村）。只可惜，《思子台赋》原文今已不存，我辈已难以一睹真容。
苏轼的另一个弟子张耒，此刻悄无声息的出生在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
四月，二伯苏涣出任衡州知州。而父亲苏洵则把自己的作品（几篇文稿）上书呈给了益州知州张方平。二十岁的苏轼随父到成都府邸去拜谒张方平，被张大人一见即待以国士。在成都，苏氏父子游览了药市和位于成都东门的大圣慈寺里的中和胜相院，拜谒了惟度、惟简（宝月）法师。
苏轼在成都游览期间，见到了一种古法缸砚。
这种缸砚相传是一个滕姓古蜀人流传下来的制法，先用药物把瓦石煮软，用刀削时，瓦石已软烂似泥，也能用废弃的破酿酒缸煮而为砚，蜀人一旦得之，会如获至宝。苏轼就曾得到过一方这样的砚台，不过此后转手又赠给了弟弟苏辙。苏辙甚爱之，后来还意犹未尽地作了篇《缸砚赋》。
这些年，羽翼渐丰的苏轼已是学通经史。这时候的欧阳修著述了《正统论》，建州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辖县）人章望之（字民表）也在著述《明统论》，于正统之外，老章倡导的是霸统。跃跃欲试的苏轼也以修为归，出于自己的本意，作《正统论三首》，从学术上与章望之进行辩论。
喜爱学习的耕文轩抱着对苏轼的无限热爱之情，已认真拜读了小苏轼的《正统论三首》，对于这些古时候所谓的哲学论著，——说句瞎话，我觉得都纯粹是在扯淡！
为了说明问题，我特挑选出几个观点：苏轼说正统的说法来自欧阳修，而霸统的说法，起自章望之。什么是正统，君子是正统，拥有天下的朝代政权。而章望之认为只有名正言顺的朝代才是正统，靠造反建立的朝代只能算霸统。章望之还打比方说，如果把像魏国这样并没有一统天下的朝代视为正统的话，就好比儿媳把老公公的宠妾视为婆婆一样愚蠢，老公公行为只能算是霸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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