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经孙觉推荐，李定被召到京师，谒见谏官李常。
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人们对青苗法看法怎样？
李定答道，百姓从中获益匪浅，没有不喜欢的。
李常道，整个朝廷都正为此事争论不休，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
李定遂将此事告诉了王安石，并说，我只知道据实情而言，没想到在京师却行不通。王安石听后非常高兴，对他说，小李你且等皇上召见的时候，就将整个实情都禀告皇上。
并且，王安石马上向皇上举荐了李定。
等到了宋神宗召见李定时，询问有关青苗法的事，李定据实而言，对答如流。从此后对于那些说不便于实行新法的话，神宗都一概不听了。
李定虽然获得了神宗皇帝及王安石的器重，但他身上却有一个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至少是在当时的年代里。事情的根源是，李定在不久前做泾县主簿时，听说庶母仇氏死了，却将此事隐瞒而不回家服丧。
皇上下诏给江东、淮、浙转运使询问情况，转运使上奏说，李定曾因其父年老，要求归家侍养，没有说是为其生母服丧。
当时，李定为自己辩解说，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仇氏生的，所以非常疑惑，不敢服丧，而只是以侍养父亲为由解官回乡。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重新为母服丧，王安石也极力主张这样做，于是改任李定为崇文殿说书。
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宜让不孝之人居于劝讲之位，而且一并弹劾王安石，要求罢免这两个狼狈为奸的歹人。李定自己也感到很不安，请求解除官职，于是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大概叙述完了李定同志的“光辉”历史，主要是想引出苏轼写给朱寿昌的贺诗。
此时朱寿昌侍母刘氏于熙宁三年秋天抵达京师，朝廷上下一众官员前后拥观，前后持续了一个月后，这种热闹劲才平息下去。当时，很多同僚都有感而发的争相作诗相赠，苏轼的诗作亦是作于此际。
不过，苏轼的诗中有一句“感君离合我心酸，此事今无古或闻”，结合当下王荆公力荐李定为台官，李定曾经“不持母服”，台谏给舍（宋朝设立台谏制度）皆论其不孝，不可大用。
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轼的诗句一出，举朝哗然。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苏轼诗中冷嘲热讽的对象就是李定这厮。
李定不服母丧以求官，而朱寿昌正好相反，是弃官求母。苏轼此次借朱寿昌（曾出任过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吴起这两个典故，辛辣地讽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这一缘故，导致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后来主谋制造了“乌台诗案”，几乎将苏轼置于死地，那是后话。
我们从现代职场角度而言，苏轼或许是属于那种智商高但情商较低的工作人员。对于在自己事业的低谷期，不会隐而不发，还到处招惹是非。但转而又想，若苏轼真成了那样的人，后世的我们还会为之津津乐道吗？
过完年后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划之下，朝廷颁发了贡举新制。
主要的意思是，今后考进士不再考陈词滥调的诗赋之作，贴经（科举时代的一种考试方式）与墨义（科举考试时令士子笔答经义）也都不再考了。今后的考试内容调整为：《诗经》、《书经》、《易经》、《周礼》、《礼记》诸经，兼《论语》、《孟子》之学，从这些书籍中考试士子们的大义，殿试时士子们须再作策论一道。
因为在王安石等人看来，这些东西才是最应该考试的干货。
颁布完新的科举制度，接着，朝廷上又敕令宫中各职能部门就此事上书自己的看法。旨在征求大家伙的意见，从表面看好像是很民主的做派！
可苏轼认为，朝廷不管如何取士，主要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而不是在于考试哪几类书籍的问题。假如朝廷没有一套考察士子办事能力的办法，那么即是在公卿侍从官中选择，也常常选不到优秀的人才。如果一定要选择优秀的人才，罢黜平庸无能之辈，吸收所有具备才干的人来管理国家，朝廷还不如把这个活儿交给下面诸路的职司官和勤政的知州去办理，那样才更能实事求是地为国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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