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轼毕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禅师惠辨是一位能超脱于凡俗之间的高僧。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由于年轻气盛，面对因新法扰民等诸多难解问题而烦恼之时，总会去寺院里拜访海月禅师，往往都是在淡然对坐中，随便听上海月禅师的几句话，就会使心中的郁结顷刻间烟消云散。
而当时，杭州当地的佛教极为繁盛，堪称天下第一。所以说，高僧就常常不得不与那些圆滑虚妄的假和尚杂处一寺。当时寺院里的惯例是，除了设有正副主持外，还设置有“都僧正”一名，都僧正说白了，就是处理一些寺院里的财务案件文书以及迎来送往等事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寺院办公室主任。
寺院里有些不愿寄身世俗、乐于栖身山林的所谓得道之人，都不屑于参与这类俗事。但是，清远静穆、神采奕奕的海月禅师却能做到内心空渊而又不避俗事，因此脸上从未有喜怒之色的他，在都僧正的岗位上干的有声有色，并赢得了僧众及信徒们的信任与爱戴。
直到有一天，海月禅师突然卧病在床，特意派人到山下去请苏轼上山话别。
不巧的是，苏轼当时正值公务繁忙，完全没有闲暇，过了十几天才去，当时海月禅师已经坐化四天了，只见他盘腿端坐仿佛生前一样，以手摩其头顶，好像尚有余温。
海月禅师生前留下遗言，要等苏学士到来之时方能盖棺！
为什么苏轼能得到出家之人的真挚友情，也许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苏轼对于佛学佛理理解的精深之故，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苏轼内心的慈悲和对新法下百姓苟延残喘状态的怜悯之深，无奈的他只能从佛教之中来寻求超脱与释怀！
佛门之地的佛缘如此，在外交方面，杭州通判苏轼也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解。
北宋时，作为契丹族走狗的高丽人，经常拿着三分不值二分的贡品，前来向大宋进贡，却心怀鬼胎地向朝廷索要一些违禁的物品，比如金箔、正史的图书，等到了当地还会将当地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并且高丽的使臣到来时，大宋朝廷的赐予、馈赠、宴请、劳顿等费用远远超过了他们进贡的物品所值。而为了迎接他们而修建亭馆、调发人船、扰乱市场的诸般费用还不包括在内！
对于这些外族明里暗里的挑衅行为，苏轼的做法为：
如果这些高丽使者送交的文书中没有使用我大宋的历法年号，那么所送的礼品一律退还，直到他们改用大宋的年号为止。另外敦促他们办完事情尽快离境，不许一刻的滞留。同时，退还他们所进贡的非正式礼品如金塔，也不替他们向朝廷禀报，同时降低沿途各地的接待规格。再奏请朝廷发配那些奸商滑僧，并按照祖宗编制的统一敕令，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一律不准再发船前往高丽！
在大宋当时的历史以及政治形势之下，这些举措无疑也展示出了苏轼外交思想的萌芽。
熙宁六年。
元日（大年初一）。
仍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已经三十八岁。正在衙门里值班的他，翻看了去年七夕寄给张先老先生的诗作，老张已经作了和诗。不知怎的，张先这个人，提到他总让人一下子就会联想起白居易，也许是因为两个人都较为长寿，且都在年迈之际蓄有妓妾的缘故吧。这两个人中，白居易是苏轼的偶像，而张先则是苏轼的诗友兼知己。
所以说，当苏轼看到了自己去年七夕前后夜宿法喜寺时写下的怀念孙莘老的诗，已被张先郑重地作了和诗后，就挥笔再次唱和了老张的和诗。
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轼，仍是没能从书生意气中完全脱身，带着稍显揶揄的口气，在和诗“小蛮知在否，试问嗫嚅翁。”中，还和老张开了个玩笑。
正月初九，苏轼与同僚们在有美堂饮酒后，感到有些不胜酒力，到家后倒头便睡了。一觉睡到五鼓时分，醒来后便再无睡意，索性就坐下来批阅起案上积压的文书。
突然，看到了老乡、阆州(今四川阆中)人鲜于诜（字子骏）所寄的书信。
鲜于子骏这个人，苏轼在凤翔府任值时就拜访过他，并对他在利州路漕司任上推行新法过程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三不害”的做法十分赞赏。
苏轼拆开信来，见是鲜于子骏寄来的《杂兴》诗，于是顿觉一阵暖流，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顿时化作了诗兴，遂提笔写下了一首《古意》答之。
不日，新年的气氛还未散去，章传（字传道）也给苏轼寄来了诗作。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有不少的诗词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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