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来访的部落首领，看到这个宏大的场面后，都心甘情愿地臣服大禹。大禹通过这次阅兵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简单概括这部著作的特点，大概可以用“奇”和“杂”这两个字。说淮南子“奇”，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它的作者们以悲剧收场的命运，为该书抹上了传奇的色彩。淮南子的作者是淮南王和他的宾客门人，汉初封王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淮南王刘安却很另类，他笃好学术，折节下士，有风雅之姿，高尚之态。汉初封王的权力很大，在王国内部享有独立的赋税权、官吏任免权、行政权甚至货币发行权等等，朝廷只派一个“丞相”作为辅助，发挥监督和联系的作用，所以汉初的封国，俨然是一个小朝廷。汉初封国的这种独立性，在淮南子中也能找到例证。淮南子有“淮南元年”的记载，说明封国自有纪年系统。在中国古代，正朔、服色是政权的表征，所以旧政亡而新政兴，是一定要改正朔、易服色的。汉初王国不奉朝廷正朔而自行纪年，说明西汉王朝在当时还没有真正完成大一统的体制建设。但是，大一统在当时已经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朝廷也在凭借强力推进这个方向，因此在中央朝廷和封国之间，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权力抗争。这种对抗与帝位之争纠缠在一起，演成了西汉初年频繁的谋反与镇压事件。淮南王就是以谋反罪自杀身亡的，“坐死者数万人”，“党与死者数万人”，是当时振动朝野一个大事件。淮南王在编著淮南子时，是有心为刘氏王朝治理天下提供某种设计的，所以他自称淮南子为“刘氏之书”，并且在汉武帝继位之初就把它献给了朝廷。他的这个心愿与他最后以谋反罪死的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个历史背景为淮南子抹上了传奇的色彩。
淮南子“奇”的第二个方面，是它保存了先秦和当时思想的大量材料，注意，是保存。淮南子并不是一部现代意义的著作，它并不是淮南王和他的门人“创作”的一部书，而是他们“编著”的一部书，是他们对先秦以来思想的剪裁、整理和解说。有人说淮南子句句都有出处，恐怕言之太过，但是淮南子里眼熟的字词文句甚至段落触目皆是，却也是事实。这样，许多失传的典籍有可能通过淮南子“借尸还魂”。淮南子的史料价值很高，这是公认的。例如，农历的二十四节气，完整名称最早就见于淮南子，已经与今名完全一样。又如淮南子的天文训和地形训，保存了先秦和当时的许多天文和地理知识，至今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地理的宝贵材料。再如淮南子缪称训保留了子思学派的思想材料，除了有清人辑佚的对照，现在还有了地下出土的郭店竹简在思想的内容上加以印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思想和知识的文库，淮南子的丰富性是同时代的其他著作难以比拟的。此亦一奇。
淮南子的“奇”，还在于它恢宏的思想气势。淮南子有“牢笼天地”的雄心，试图在一部书里容纳所有的思想和知识的领域，把它们组织成一个大系统。由于淮南子的思想秩序比较混乱，造成了它在思想上的杂芜，从而使它组织思想和知识的努力，停留在包容广泛的层次上，而没有完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但是淮南子高远的思想视野，宏大的思想气势，也为它获得了奇书的声誉。从思想界发展的趋势看，各家思想融为一体为封建统治服务是早晚的事儿，只不过需要慢慢来，淮南子是有点急于求成了。不过说他是个先驱，则毫不为过。总之，淮南子是一座读不尽的思想宝库，用“读不尽”来称许淮南子，称之为“读不尽的淮南子”，确实不是谀词。
至于“杂”，已经是淮南子长久的名声了。自从汉书艺文志立“杂家”之名纳淮南子入其目下，后世史志遵而从之，一致地视淮南子为杂家而安顿在“杂家”的类目之下。淮南子问世以来的二千多年里，就以杂家的名义流传着。追问导致淮南子思想杂芜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条：其一，淮南子的文风，是汉赋的铺排渲染，行文多用对偶句式，重叠着形形色色的华丽词藻，这些堆切的词藻往往具有隐喻意味，因此词藻堆切又成为意义叠压。阅读淮南子很容易获得一片绚烂的印象，同时也有被意义的光影所淹没的感觉，阅读时触目皆是嘉言，掩卷细想却难以理出一个完整的思路。淮南子的行文似乎不是在推进一个思路，而是在一个大致相近的意向上放纵想像和广纳众说。可以说，淮南子的语言风格和言说方式，是造成淮南子杂芜印象的第一个原因。
其二，淮南子在思想上抱有太大的雄心，想在一部书里纳入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论说，这是淮南子“奇”也是它“杂”的原因。淮南子正文二十篇，只要看一看这二十篇篇目名称所涉及的范围，就能看出它的论域有多么广泛。一部论域宽泛的书需要仔细安排思想的秩序，而淮南子恰好在这个方面非常薄弱。这样，它纳入的内容越多，给人的感觉就越乱，淮南子正是如此。作为思想材料，淮南子可谓一大宝藏，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淮南子却逃不掉“杂家”的名声。
其三，淮南子的思想立场游移不定，困惑于道家的追求自由和儒家的维护秩序之间，这是导致淮南子杂芜的根本原因。淮南子有在道家的立场上安顿全书的意图，这是很明显的。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尤其是庄子的思想传统上追求自由，淮南子会认为儒家维护秩序的价值准则是自由的桎梏，所以每每称“摇消掉稍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好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但是正如庄子所言，来自血缘的亲子关系和来自政治的君臣关系是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两种基本关系。这种关系使人从纯粹的“人”即“真人”，变成了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人的角色性身份是人无可回避的现实。这样，人的理想状态“真人”和人的现实状态“角色”之间就有了矛盾。庄子只是一个思想者，在揭示了人作为“真人”和作为“角色”的矛盾，揭示出真人追求自由的本性与角色受制于现实的冲突之后，发一份千古之慨叹，也就罢了。淮南子却不同，它的作者，既是喜好读书的思想者，也是拥有大片封地的诸侯王，因此淮南王和他的门人除了有同于庄子的感慨，还有庄子无需担当的“务于治”的现实责任，所以淮南子必须处理人的角色属性和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这就进入到儒家的秩序范畴了。一旦进入这个范畴，淮南子也就不能忽视儒家倡导的价值准则，而必须解释它们、承认它们和承认在它们的安顿下形成人间秩序的必要性。这样，原来“羞而不为”的秩序安排，也就要“不得已而为之”了，为与不为的矛盾，表现在淮南子里就是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作为受制于朝廷的封王，淮南王向往自由，作为有安顿天下之心的贤王，淮南王不能忽视秩序，淮南王身份的尴尬或许造成了淮南子时而重秩序时而重自由的矛盾态度，在这种矛盾的态度下，它时而在道家的立场上贬斥儒家，时而在儒家的立场上协调儒、道思想，这种思想立场的游移，是淮南子显得杂芜的根本原因。
淮南子大约完成于汉景帝时代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继位，淮南王在晋见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的侄子，年轻的新皇帝。或许是因为思想风气的改变，使淮南子的问题不再受重视，或许是因为淮南狱案的影响，使淮南王及其著述在相当的时间里成为忌讳，总之在整个西汉，还看不到淮南子的传行。到了东汉，淮南子才成为通行的典籍。东汉末有许慎和高诱注解淮南子，根据现存的许注八篇和高注十三篇来看，二家之注都侧重于名物训诂，而不甚关心思想的阐释，与郭象的庄子注完全不同。高诱在叙目里表扬淮南子，称“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又称此书“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义也着，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似乎有在道家的思想统系上解释淮南子的意图，然而再往下说，却又只是“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他本人的注释也少有思想阐释的内容，这就使叙目中“大道之深”的评介落了空，只剩下“援采以验经传”给出的功能定位。“援采以验经传”是高诱为淮南子定的位，也是淮南子长期流传的实况。六朝以后，就不断有人援采淮南子为经传作注解，例如后汉书注、文选注、史记索引、蒙求注等等，都有引自淮南子的材料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也见得到淮南子的材料还有意林一类的作品，对淮南子还有其他许多著作，例如现在已经失传的子思子等等进行了摘抄。在这些不断的援采中，我们看到了淮南子流传的诸多痕迹，但是在淮南子两千年的流传史中，却见不到以淮南子为完整对象的思想解释。真是骆驼卖了个驴价钱！淮南子的这种流传方式，使淮南子逐渐堆集下不少的颠舛讹脱，再加上写刻致缪，文义变迁，读懂淮南子变得越来越困难。
清代以来，校勘之学大兴，淮南子也得到了文本的校勘整理，其中以王念孙的成就最大。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煌煌十六巨册，其中的第十二到十六册是整理淮南子的。王念孙以坚实的小学功夫和丰富的材料考证淮南子的误文，并对许多难解之文的含义进行解释，一共九百余条。他在这项工作上的成就，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在王念孙之后，还有人继续这项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例如俞樾诸子平议的淮南子部分，杨树达的淮南子证闻等等，都是阅读淮南子的重要参考。但是就校订淮南子的整体成就而言，无出王念孙之右者。
真正从思想上研究淮南子，是从民国时代开始的。胡适的小册子淮南王书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淮南子思想，揭示淮南子有宇宙论的思想，同时批评这个思想充满了想像指出“无为”是淮南子推崇的行为方式，同时批评论证这种方式的根据不足。胡适的研究很有意思，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他的淮南王书却没有理睬淮南子的人文追求和困惑，而是以近代科学的证明精神来考量淮南子的长短。胡适以后，从思想上研究淮南子的就很多了，题目不一，角度也很多，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有一个西方学术分科的背景和一个同源的学术眼光，尤其是那些以淮南子的某某思想为题的文章，更是如此。
一部在中国思想重大历史时刻被边缘化的书，历经几千年，重回学术中心，人们对它的认识由浅入深，这是一件意义非比寻常的事情。我们期待着它重新焕发光彩，给我们带来丰富营养和重大启示。
还有一点遗憾。我们试想，如果当时印刷业发达，或淮南王不谋反，或淮南王找人抄了很多副本，则淮南子的刊布流行必然十分迅速，那么虽然汉武帝“推名孔学，抑黜百家”，但至少在淮南国境内，这部书会风靡，会大行其道。其历史影响肯定不是现在这种状况。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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