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次为胜相院作文的事，还有着一段典故：
“舒王”王安石闲居钟山之时，有客人自黄州来。王安石问，苏轼近日有何妙语啊？
客人答道，苏轼现在住在临皋亭，有一天醉梦而起，作了《成都胜相三经记》千余言，点定才一两字，正好现在还有墨本留在船中。
王安石就遣人健步前往，转眼取回。
此时，正好是月出东南，林影在地。王安石将墨本展读于风檐之下，只见他喜上眉梢地说，子瞻人中龙也！——只是有一字未稳。
客人道，愿闻其详。
王安石说，日胜日负，不若说：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耳！
后来苏轼听说了此事之后，拊掌大笑，遂以王安石为知音。
闲暇时间，苏轼在临皋亭里读了《战国策》，他认为商君之法，不过是让民众干好农业，勇于参加公战而怯于私斗，以至于食足兵强，以成帝业。
但是老百姓都只是见到了统治者的刑罚而见不到他们的德行，以致都争先恐后地去追求利益而忽略了仁义，所以商鞅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
苏轼读到了一则唐人李肇著述的《国史补》中杜羔的事迹：
杜羔品行极佳，他父亲官做到河北的一名县尉就去世了，其母并非正房，经过战乱也不知流落何处。恰逢他的堂兄兼做泽潞判官，一次在私宅中断案，恰逢有一老妇出庭作证，见到杜羔其人竟对旁人说，这位少年神似我的丈夫。经详细询问，原来正是杜羔之母，至此杜羔便将其母迎回家中奉养。
杜羔按母亲的意愿又去寻求先人的坟墓，但故乡的老人均已下世，无法寻找到坟墓的位置。杜羔就住在佛寺中，日夜伤心地哭泣，忽然有一天见柱子上有一行模糊的小字，擦去灰尘后，判断正是父亲的手迹。父亲留言道，我的后人如果想找到我的墓地，就应去某一人家去问询。杜羔哭着前往，果然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道出了杜父坟墓的确切位置，因此杜父才得以归葬故里。
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杜羔后来官至工部尚书致仕。
苏轼感叹杜羔的事迹与朱寿昌极为相似，于是就将这件事记下来，送给了时任武昌太守的朱寿昌。
八月二十七日，得知文彦博被封为太尉，从而被授以兵权，苏轼上了贺启。
文彦博这种历仕四朝，出将入相的老臣，在苏轼的心中既是长者，又是知己。在贺启里，苏轼发自内心地为他祝贺，把他年轻时比作张良，二十来岁时遇到了汉高祖。把他的晚年比作是尚父吕望（姜子牙），头发白了又来辅佐周武王。
次日，又得知吕公著被授为枢密副使，在枢密院专门掌管军事大权，苏轼又上了贺启。在贺启中歉疚自己虽然最先侍奉于先生的门下，却无缘前去祝贺。
这几天，苏轼正在武昌的传舍接待湖北提点刑狱章楶（音杰）（字质夫），忽然庞安时来信招苏轼赴宴。苏轼只得给老庞回信解释说，自己近来正在吃斋素食，况且有朋友在自己这里，所以难以前往，还望宽限谅解。
庞安时这个人，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被誉为“北宋医王”。
庞安时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撰成《伤寒总病论》六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
庞安时兼收并蓄，颇有心得，而尤精于《伤寒论》，以善治伤寒名闻当世，苏轼曾赞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遗旨”，时人有“庞安时能与伤寒说话”之称。
苏轼在黄州初期还收到过老同事毕仲游的来信。
在京师工作时，对于苏轼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宰相毕士安的曾孙、时任任集贤校理的郑州管城人毕仲游（字公叔）对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还曾给苏轼写下了许多规劝的诤言。
如今的苏轼自称已是老眼昏花、窘困潦倒，对于这位曾规劝过自己老朋友的来信，自然是既愧疚又感到温暖。在给毕仲游的回信中，苏轼与之畅谈了佛学既佛理。因为，此时的苏轼正处于自渡与悔过的阶段，对于其他的话题暂时没有过多的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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