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被朝廷重用后，难免有人提出异议，但日常的事务仍需照常地为朝廷尽力。
苏东坡向朝廷举荐王巩充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因为苏东坡自认为对王巩的品行十分地了解，况且司马光老先生也时常当着众人称颂过王巩的忠义之举。
谁知朝廷上有人却说，王巩曾上疏离间过皇家宗室的关系。那是因为王巩曾上疏建议宗室贵族中关系疏远者，不应再称皇叔、皇伯，这虽然表面上不合乎大礼，但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尊君抑臣，务求合乎古礼罢了。况且当时已经得到了司马光老先生的赞成，该提议已经批准交给礼部去讨论了。
谁知，司马光老先生一死，就有人跳出来拿这件事做文章了。最终，哲宗皇帝虽然没有怪罪于王巩和苏东坡，但还是将王巩调往西京洛阳任通判之职。
对于如今朝廷中的一些弊端，如每当要推行一件立法之外的事，都要再另外附加君王的令词加以强调执行。苏东坡感到十分的不解，于是上了《论每事降诏约束状》。
他认为，上天什么也不说，四季照常运行，百物正常地生息。天子也应效法上天，修养自身，端坐君位，信赏必罚。特别珍惜君王的言论，以等待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再郑重地发布诏令，那么天下人都会感到朝廷行事的严肃，还有谁敢不恭敬从命！
苏东坡以贤良方正科举荐秦观于朝廷，休沐之时，还带着门下士黄庭坚西至太乙宫游玩。在太乙宫见到了王荆公的旧体六言诗两首，东坡先生注目良久，竟曰：此老野狐精也！
东坡先生虽然深知王安石为政的迂腐，但在诗文方面对于荆公还是青眼有加的。“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于是当即唱和了两首，并令黄庭坚也唱和了四首。
当今朝廷上下，在苏东坡看来能为政历经四朝、晚年被人称道，为天下人信服的，只有文彦博与张方平、范镇三人而已。而如今的文彦博还在朝廷，范镇亦被任用，惟有张方平老先生退居南都籍籍无名。
苏东坡上了劄子说，虽然如今的张方平因年老患有眼疾难被召出，但至少不能对他置之不问。不如公开恩礼劳问，表彰他的为人。或者派出使者到他府上去询问国事，从他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的过人之处。还说自己愧作侍从之列，不敢把自己当外人，所以这些建议不得不说。
十月十二日，朝廷诏范镇落致仕赴阙，范公不赴，后来又起范镇为侍读，范镇仍以年老为由坚辞，此举“天下甚高之”。
次日，苏东坡又关于冗官问题上了劄子。在劄子中，苏东坡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今后凡上报的文官人等，每逢科场考试，依照进士法考试大义策论。如是恩萌武官，即考试弓马或者兵法。以上均在三人中发解额一人，依然限制年龄二十五岁以上，方可出任官员。如果三次不中者，年满三十五岁后，也可外出为闲职官员，等等。
苏东坡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些被恩萌的子弟，即使经历了三试不中的挫折，也不会有终身绝望的遗憾。这样就会使得那些人都努力学习，以至于文臣精通经术时务，武臣娴熟弓马法律，将会有益于世事。
只可惜，苏东坡这次的建议未被采纳，因为皇家所要考虑与平衡的各种关系，绝不是苏东坡的一片忠心能够揣度的。
既然做到了人臣的本分，至于朝廷的裁决那是自己所不能决定的。苏东坡就于闲暇之时临了大表哥文与可的戏墨《筼筜图》，还作了诗，用李廷珪的墨书写来了下来。
贾讷出任眉州州倅，程建用出任东川教授，李曼（字修孺）知果州（今四川南充），苏东坡都作诗为之送行。
到了冬至，皇弟普宁郡王要按惯例向皇上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上《贺冬表》，这些文字自然由苏东坡来代写。
写完这四篇表文，东坡先生的三个门生黄庭坚、张耒及晁补之一起来拜访老师苏东坡。三人闲坐无事，就开始翻到几案，替老师整理此前的诗词手稿。
突然间，东坡先生于黄州时醉后所作的《黄泥坂词》原稿竟然被翻出来了。那时候，东坡先生大醉后作了此词，原以为被小孩子藏去了，再也找不到了，谁知如今又失而复得。
可展开原稿细看时，见大半的字迹都不能认出。好在他们四人个个都文采斐然，竟根据对词意的探究补全了该词。张耒对这篇这首纪游“行唱”之作十分喜爱，就亲手抄录了一份留给老师，将原稿顺走了。
次日，东坡先生收到驸马都尉王晋卿的来信，信中说自己一天到晚不厌其烦地在市井之间换购东坡先生的字，近来又用三匹绢换了两张。王驸马的意思是，如果东坡先生近来有字的话，应当送给自己一些，不要再浪费自己的绢帛了。
当然，这只是王驸马在跟东坡先生索字时的谦词，苏东坡考虑到王驸马一方面对于自己的字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另一方面王驸马因为受自己的牵连也遭了不少的委屈。深感不安的苏东坡，于是取出了自己所珍藏的澄心堂纸与李承晏墨块，展纸研墨，用心地将自己失而复得的《黄泥坂词》书写了一遍，赠给了王驸马。
还了王驸马的人情债之后，又有好消息传来：自己的弟弟苏辙与老朋友王巩的弟弟曾肇一同被召入中书省任中书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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